看中国智慧中的量子思维如何影响管理（五）

作者大川howard 2021-01-14 20:01 40033

内容来自 2021-01-15 打卡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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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说量子HR】中国神话故事中的量子思维

要溯源中国智慧,很多人马上会想到诸子百家，甚至很多管理思想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但既然我认为中国民族的认知对于群体内个体存在着潜意识的影响，那么我们要谈论的智慧和认知就需要更加往前一些，从探讨源起三皇五帝的中国神话中的思想开始。
按照量子思维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解释，神的起源其实是因为人需要认知协调，对于万物需要自认为合理的解释，生命状态才能安定。而当人类遇到了实在无法理解的现象和事的时候，就在精神世界创建了神的体系。所以说，神也是人类认知构建的产物，是古人解释客观世界存在的一部分。

虽然目的相同，但中国神话系统跟西方神话体系，比如希腊或者北欧的神族系统，仍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就是不构成完整系统。希腊是以宙斯为神王的众神体系，宙斯的父亲、祖父还有妻儿都是记录在册的，北欧是以奥丁为族长的阿斯加德众神家族，比如漫威迷很喜欢的托尔和洛基，就是奥丁最有名的两个儿子。而中国神王们呢?谁知道开天辟地的盘古和造人的女娲是什么关系?伏羲和女娲到底是兄妹还是夫妻?三皇五帝到底是哪几位?这些都没有统一的答案。

其次神格特征不同。西方神是拟人化的，众神像人一样，同样也存在着七情六欲。因为神也会羡慕嫉妒恨，所以经常挑起战争，这才有了特洛伊木马;因为神也有强烈的色欲，所以会和人族女性生育了很多半神。他们在有些体现里面被称为英雄，比如著名的赫拉克勒斯，在另一些体系里叫拿非利人。而中国的神格却正相反，在慢慢地去人格化。早期神，比如女娲还会因为不忍人们受苦，炼石补天;而后期的神仙们，如果不能视万物为蝼蚁和刍狗,那就是不太合格。人神不能产生感情,七仙女和三圣女的结局都是惨上加惨。这可能是为了跟老子道德经里面的思想保持一致，也可能受了印度佛教入汉的影响。

最后，东方神西方神出身不同。西方神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物种，但他们的神力也要靠凡人的信仰和供奉，而中国原始神没有交代来源,可能也是天生地长，但后期却向凡人打开了户口本，凡人也可以飞升成神，当然还有妖神,比如闻名的八仙。当然前提是你需要能够克服对情感和物质的依恋。西方神创造了凡人，但又依赖凡人，所以神要照顾人，人也要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两者相互依赖。而东方神的时空、价值观都自成一体。所谓“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神只应该遵行天道行事，而不应该再顾及人道。

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造成的。根据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的观点，中国神话本来也应该是成体系的，但因为受了两次重大打击，最后成为了散落的破碎体系。第一次是由于秦朝焚书坑儒、独尊儒术，把民间的神话著作进行了统一馆藏和销毁，但不幸的是集中馆藏的典籍被项羽在大烧阿房宫的过程中付之一矩；第二次则是由于汉朝初期的政策,一方面新朝代需要修养生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提出不同于前朝的政治主张。所以汉初普遍尊崇黄老之学。这下可好，几十年一过，在神话研究方面的仅剩血脉，官方机构人才也断档了。直到汉景帝时期的司马迁写《史记》，他其实想了一个很聪明的折中办法，就是把神话人物世俗化:史记开篇第一章，居然是五帝本纪。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作者又借李斯之口，说“古有天皇地皇和泰皇”。后来，唐代司马贞在此基础上在史记里面又加上了“三皇本纪”。这样一来，至少从形式上来看，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了。但天皇和素始皇可是差了两百万年，而且三皇五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呢？这个问题更加模糊不清了。要说他们是人，可是很多又都具有大异能。比如轩辕黄帝就能够招呼风师雨伯和女魃来帮他共同对抗蚩尤。
珍贵的神话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比如《山海经》，它和《易经》在民间同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上个文明时代留下来的奇书。有学者甚至从山海经的记载中，考证了关于五大洲七大洋的蛛丝马迹。但现在的《山海经》不过是汉代的残篇汇编罢了，因为受到秦汉两朝对神话文明书面资料和研究人才的双重毁灭，很多东西已经无从考证了。相比之下，《易经》因为儒家学派的推崇和保护,尤其是《周易》至今还保存得比较完整。

在我看来，以上三个差异对于我们民族认知的个性差异是影响巨大的：
首先，它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神话文明可谓是一个民族最古老的学习资料。也正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学习资料，所以养成了古人学习靠悟的习惯，推理能力自然就偏弱。我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提过，中国文化是重古薄今的，而古代存留资料不足、不成系统，如何才能博古喻今呢?古人的方法是靠瞬间的感悟，这就像极了量子跃迁式的认知方式。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甚至觉得“不求甚解”是一种学习的境界。我觉得，这起初很可能是一种在受限情况下学习方式的妥协，但随着中国人都自小习惯了这种说法，慢慢就变成了民族的思维习惯。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对于国人从小塑造科学理性思维其实是不利的。

其次，社会的伦理的基石不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三大伦理为基石，即市场伦理、个人自由伦理和宗教伦理，缺一不可。西方社会秩序是基于理性逻辑的：人人都是个人利益权衡的理性机器，为了避免市场的外部性和破窗效应，个体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和自由来组建政府，最终达到个体的最优；而宗教则提供软性保障,避免个体过分物质化和唯利是图。而中国的伦理基石则基于符合天道、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倡导自我修养的理由是因为这是君子之道，而唯有君子之道合于天道、循于古礼、让人际关系和谐；道家倡导无为也是因为那是天道；墨子说兼爱,也是因为那是大道。但中国人不会批判地问，天道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人要循天道。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是更容易接受说教的。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很少说教，只讲知识了”。这会让我们丧失很重要的文化优势。

最后，准求的个人终极目标不同。资本主义思想下，是鼓励个人极大追求财富和占有资源的。圣经里的马太效应说的是，“凡是少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叫他多多益善”。因为这样才能通过市场效应达到资源的最高效配置。所以，作为美国传统价值观保守派的共和党最讨厌的就是给富人加税。而与之对应的是，传统中国人相信马大效应，即年初我把马养大了，年底它自然会拉着我跑。这显然是更倾向于长期主义的思维。中国两部讨论自然世界规律的著作都有类似的观点：《道德经》说，“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易经》三易原则强调，变易是不易的理。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追求幸福,而不是物质，幸福则通过对物质的适度占有来获得,因为这符合天道。

针对这三大不同，企业如果好好做思想建设，就能结出不同的企业文化果实。比如，长期主义肯定需要以中国特色的马大效应为共识。而具体到诸如绩效考核等实践问题上，诸如我们企业要不要361强制绩效结果分布？一旦想明白了自己到底追求什么，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用量子思维和中国智慧，更好地管理、成就更好的自我。

文|大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兼私董会教练，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外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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