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文化为什么——中国式德治
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社会上过去有种“三大件”的说法。
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八十年代的“三大件”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九十年代“三大件”则变成了空调、录像机和电脑。
相对于与时俱变的物质“三大件”，我们发现，至少这最近一百多年来，包括中国企业家们在内的中国新贵们的精神“三大件”，即秀忠孝、秀教化、秀文雅，几乎一成不变，并且无地区和性别之差（在一个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新贵不应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贬义词，相反，新贵频出，新贵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正是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现）。
这显然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和历史人文渊源的。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一阔脸就变”虽然不是一定，但肯定是绝大多数，尤其是对那些过去穷惯了，穷怕了的人们来说。
“一阔脸就变”的不仅仅是渐渐或突然发达起来的新贵，而且没有发达起来，原地踏步走的街坊们也在变。变得表面上既想巴结新贵，希望新贵们能够无相忘于他们，与其一个人在家里独乐乐，不如出来和他们一块有福同享，众乐乐，暗地里却又妒忌和嘲讽新贵：“瞧他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不过是暴发户一个，兔子尾巴长不了。”
新贵当然心知肚明于老街坊们明里、暗里的想法，知道他们的不服气、不顺眼，因而，新贵在努力地显示着自己的富有，显示已经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与过去的穷街坊们不在同一个档次了的同时，也不忘刻意地秀教化、秀风雅，譬如，其嗜好之一就是用一圈整齐的书柜、一排排精装的图书来装潢门面，那潜台词不外是：“咱可跟你们一帮子下里巴人不一样，咱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咱能有今天的富贵靠的是智慧，咱发达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咱所以能长保富贵。”
从历史人文的角度，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但不得不说，不把它说清楚、说透彻，就难以真正理解狼性文化的前生今世。
中国有着极其漫长的农耕社会，相比于市场经济，它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缓慢，全社会的物质剩余很少或几乎没有。因而，从经济基础的根子上就已决定了，彼时彼代，只能是以皇帝为核心的百官们才有机会去享用高堂华屋和锦衣玉食，平民百姓则一概与丰衣足食与缘，一概要成年累月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
如此，从一家一姓天下的长治久安出发，就需要有一个高超的“顶层设计”，既确保劳心的皇帝和百官们能畅享和长享荣华富贵，又让劳力的平民百姓们安分守已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知足常乐，不至产生皇帝轮流做、风水轮流转的想入非非。
旧的封建礼制于是应运而生，其一揽子解决方案是（注：这里的一揽子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人于一天、一个朝代内完成，它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过程，但无论怎样变，作为旧的封建礼制标识的德治教化和忠孝礼义都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以不变应万变，否则它就不会得到皇帝百官的充分而持续的肯定）：
一、以礼制的名义，规定好包括皇帝、皇后在内的，各种身份等级的人应该享有的衣食住行标准。按身份，不是按劳、按资本分配。
如“天子之亩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又如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穿龙袍、住皇宫、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当其他人也想这么做的时候，就有违了国家礼制，就属于大逆不道。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特别提示：礼的核心是钱，不是礼节礼貌。即使不论大的皇权帝制，就是街头巷尾的日常往来，如果你在别人眼里该请客、该花五百元时而没有请，或花少了，你的言行举止无论看上去多么的恭敬和小心翼翼，都不能使你免除失礼的非议。
二、要求天下臣民自觉服从和切实遵守这样的礼制，并且，把这样的服从和遵守说成是最重要、最高的德，即忠和孝。
在旧的封建礼制创始人那里，忠和孝其实是大同小异。忠固然是为了君，“孝者，所以事君也”，两者都是为维护礼制服务的。忠是本，孝是忠的延伸，忠的补充。因为单纯讲忠君会显示出君父的自私，其社会基础有限，而讲孝，或者把忠用孝包装起来，忠的社会基础就骤然膨胀。无数个原来对忠君不以为然的父母，看到自己在家中也能享受一些与忠同出一门的孝道的好处，对忠之道也就不能说三道四了。
所以我们也需要在这里特别提示：德的核心是拥护和遵守“钱”意义上的礼，不是博爱，也不是大公无私。像张三可能是个菩萨心肠，乐善好施，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肯让隔壁的两个孤儿失学，但他既不承认皇帝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不支持他父亲娶二奶，典型的不忠不孝，他因而就不能算是有德。他的爱心要么被皇帝、被他父亲故意的视而不见，要么被说成是伪善。
三、制订出一整套旨在彰显皇帝、百官、长老们尊严和权威的礼仪、举止行为规范，如三磕九拜、三呼万岁、打躬作揖，从而使天下臣民形成对前述礼制和忠孝仁义道德的下意识、条件反射般的顺从。
所以我们还需要在这里特别提示：中国人自古虽号称文明、礼仪之邦，但中国人的礼仪重点在强化尊卑、上下、长幼之间的服从，从形式上迥然不同于欧美。后者的礼仪目的在表示相互的尊重，只要互动式的握手、拥抱、敬礼就足矣，而前者不行，前者的尊重包含两个层次，一层运用形式上的跪拜、磕头来形成一种尊对卑、上对下、长对幼的高压氛围，一层只有卑、下、幼们，一边磕头如捣蒜，一边无条件地听命和听信于尊、上、长们时，那才叫合格的尊重。
四、实行以德治国的总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旧的封建礼制的德治理解为让有德的人来治国。一个人的德与一个人的地位成正比，处于一个国家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就是那个大学之道里面被寄予厚望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人），主要措施有：
首先在软的教育层面，把前述礼制、德、礼仪的精神实质贯穿入天下臣民必须学而时习之的四书五经，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的朝规、官规、族规、家规、店规。
其次在软的物质激励层面，把对四书五经的学习和考试作为各级官员选拔、任用的最重要标准。
软的教育加物质激励，对芸芸胆小怕事，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百姓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们，已经绰绰有余地使他们诚惶诚恐地匍匐于皇权帝制的脚下，但林了大了，什么鸟都有，对一心胸怀着揭竿而起的鸿鹄之志的陈胜、吴广们还得再次加上一条硬的严刑峻法。
“你们老老实实接受我一家一姓的统治最好，若你们不遵守，我也不怕，我有老虎凳、辣椒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怕不怕？怕就对了，就好好呆着，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软的教育加物质激励有了，硬的严刑峻法也有了，应有尽有了，这下该功德圆满了吧？
不行，还不够，还缺一个神圣的盖子。
因为旧的封建礼制的创始人心里头明白，虽然从理论上讲，他们设计的德治体系是一个有赖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率先垂范于德，然后一层层地效法，“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体系；虽然他们可以用虚构的三代圣王故事去劝导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但缺少了硬性的制度约束，皇帝很少有可能去干那些内省、修身、言为民师、行为民范的苦差，去满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需要，“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内讼者也”。
没有了愿意成为最高德行的皇帝，也就是德治体制缺少了象征着完美道德的神圣的盖子怎么办？
皇帝手握天下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至高无上，他贪婪，纵欲，他不愿“君使臣以礼”，“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旧的封建礼制拿他没办法。对皇帝不比对下面的臣子、百姓，旧的封建礼制可以借法家来杀一儆百。
旧的封建礼制只有转而去造神，只有昭告天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既然人是可以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达到完美无缺的至善境界，而在皇权帝制下，有资格、有胆量这样说的又只有天赋使命的皇帝。因而，皇帝就顺理成章地由人摇身一变为天降大任的至善天子，就神圣不可亵渎，就从理论上具备了不受监督和制约地统治天下臣民的合理合法性。然后只要借助罢黜百家和禁止不同看法的舆论宣传，谎言反反复复地说上一千遍，一个合于德治需要的，高大全的天子老人家形象就会巍然屹立在天下臣民的面前。再然后，天下百姓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冤都只恨贪官，不恨皇帝；都自欺欺人地认为，上面皇帝的经是好的，都是下面的贪官念歪了。
这么一来，只要皇帝不是昏庸无道，残无人性到透顶，只要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在天下臣民们的愚忠至孝面前，由旧的封建礼制设计出来的德治体制总能保持大致的稳定。同样，一个朝代只要不是运气太糟，都能维持个一、二百年的光阴，毕竟极端的昏君犹如极端的圣明天子，也还是极少数。大多数资质平平的皇帝在左丞右相的辅佐下，虽不能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但混混日子还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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