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

    一个国家出现之前，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而那些途径恰恰植根于企业以及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权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构。
    分散的、大规模的公众持有企业在美国商业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还比较虚弱，或者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脆弱。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所有权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这还不是在简单意义上的集中。在公众企业里，连接管理者与分散的股东之间的纽带，很容易与共同的政治环境发生摩擦，比如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里的政治环境等等。
    社会民主会迫使管理者稳定雇佣的工人，放弃一些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却颇具风险性的企业机会，合理地利用资本，而不是当市场萎靡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不匹配的时候一味地缩小规模。在所有权分散的公众企业里，管理者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如何恰当地使用决策自由对股东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管理者的努力行为创造了企业利润。在美国为了诱使管理者与分散化股东相一致的那些现代性手段——激励性薪酬、透明性财务、敌意收购、强大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准则——已经被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大大地削弱，而且有时候还被恶意诋毁。
    因此，公众企业像其他公司一样，有比较高的代理成本，而且还有由于能作为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而一直被保留延续下来的大股东持有模式。
    社会民主可能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总福利，但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应该比那些很少有社会反馈的国家更少地使用公众企业。在这里，作者不仅要揭示欧洲所有权集中制的政治性解释，而且要揭示美国公众企业兴起的一个关键政治前提，即社会民主对美国商业公司的压力是相当微弱的。

    本书的主题有关大型商业公司及其所有权结构，政治对其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是特别的关注点。许多大规模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运营机制，是一种单纯由组织规则、技术基础及资金需求形成的运营机制。尽管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安排的产生与发展，但是这些影响大公司成立和存在形式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却没有得到仔细的审视，或者甚至可以说这种检视根本不存在。

    第2章 西方富裕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
    2.1 分散与集中的所有权
    在美国，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散的股东拥有着最大的公司。相比之下，在欧洲大陆国家，最大的公司都是集中持有的，因为许多企业从来都没有实行公众所有，甚至过去的控股性股东也是如此。在德国，直至20世纪末为止，几乎每一个大公司都依然有一个控股性股东，而这些控股性股东大多来自某个家族，还有一些公司的控股性股东则来自银行、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在最近几十年的法国，家族企业也呈现出大型、快速发展和高度竞争的趋势。意大利的家族企业依旧存在，而且很少有完全意义上的公众企业。与美国公司相比，欧洲大陆的公司很少由分散化的证券市场持有，而是由控股性股东持有，股份通常是由一个家族或者金融机构所持有，这在德国尤其明显。其中有不少的大公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些家族企业创始人所创立的，但是，所有权的集中已经维持了不止一代人。由此，即使当一个家族售出其股份的时候，典型的是将其卖给一个新的大股东，而不是那些分散的股东们。也就是说，原始的公众股来自对某家族股份的连续抛售。也许，家族所有者将会在某一天选择美国式的退出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在一些富裕的国家中也是如此。所有权的差异情况如下：在德国，20家公司拥有超过5亿美元的证券化资本（保持相对于持久边界的规模），18个大股东拥有不少于20％的股份；在法国和意大利，每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都有一个持有20％的股份的大股东；在瑞典，则是18％；在美国，仅仅为2％。150在德国，金融机构拥有全国最大的100家公司的5％或更多股份中50％的所有权[6’；在美国，这种机构持有的股份是很少的，基本上是有人可能会发现，这种差异正在变成一种程度与另一种程度的差异。不仅仅欧洲大公司在寻求新的资本来源，而且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也不再是100个个人股份（100-share individuals）的标准模式。它们拥有着公司更大的股份份额。这反映了当今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而且，有足够的资料显示，公司的运营和业务将给董事和管理者们传递更我的反馈信息。
    但是，直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