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焦虑的年代

当伦纳德·伯恩斯坦创作第二交响曲的时候，他脑子里一定有一个身影闪过，那人是马勒。否则，两人不会如此通投——这两位音乐巨人似有血脉相通，绝非机缘巧合这样轻飘飘的词汇可以草草带过。几乎与此同时，在歌舞升平的维也纳，阿德勒和菲登正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分道扬镳。

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经济学家也有了用武之地；除此之外，它还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半个世纪后以企业为新媒介的人文思潮。这种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使关注社会走向的人对于人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更深刻的思考——今天看来，这种思考未必主动，却意义重大。“咆哮的二十年”彻变了北美洲的生活方式，梅奥在伊利诺伊的郊区扳动开关的时候，也撼动了了大工业时代的冰冷齿轮；二十年后，阿尔弗雷德·斯隆在三百英里之外向年轻的德鲁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是写就鸿篇巨制的马勒还是雄心勃勃的斯隆，都在试图重新给“人”做定义。他们从未见过表现得如此复杂的同类，好像在幽深的海底猛然打开探照灯，新的秘密绵延涌现。人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如此复杂，超越了最感人的诗歌里曾经出现过的主题——一个挣扎在庞杂的欲望与矛盾之间的糅合体。

马勒的敏感在此堪称伟大，他曾说自己早生了一百年，每次听他的交响曲，总会叹为观止：这世上真有人可以预测未来。马勒是音乐的哲学家，他和尼采一样看到了未来。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妥协与抗争之间，前人所言岂非一语中的？

这是个焦虑的年代。男人焦虑、女人焦虑、老人焦虑、孩子焦虑。为生存焦虑，为安定焦虑，为上行焦虑，为生命焦虑。

计划经济的年代，焦虑离大多数人都远得遥不可及。那个时候，秩序就像一层看不见的带刺的网，把人们围在其中，自由被隔在外面。这种情势之下，大多数人一生的轨迹就是挤进国营，论资排辈，平静退休。倒是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顶着旁人的一脸嫌弃，看准了网的弱点硬生生挤出去。这些当年的“倒爷”、“二道贩子”如今有不少进了英雄谱，这是最早拿到可以自主的自由的人。

开放以后，自由扑面而来。恍如开闸放水，原来只能看着头顶一方蓝天的鱼儿喷涌而出，一旦放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能够自主调节的生态系统开始发挥作用，原本混杂一处无从分别的鱼儿开始迅速分化开来：有的寻觅水流缓慢之处无声将息，有的贪花恋草踯躅不前，有的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还有极少数乘风破浪直捣龙门。

当自由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有人一时错愕，不知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平日里宁静惯了，没有深思的习惯，自由到了眼前也无从拿起。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上演了教科书般的结构化失业。

看到却拿不到，咫尺天涯。

然而人们终究向往自由。于是，他们开始拉伸手臂，扭转身躯，捕捉自由。最令人欣喜的莫过于获得追求自由的资格，最令人迷惘的是不知该如何拿获自由。

有了自由，想象力就具备了可能性，想象力自如了，期望油然而生。期望是自由在现实中的形象，却不会将抵达的路径轻易示人，就像能看到山顶的珍宝却找不到上山的路。

自由的形象越丰盛，期望值也就越高，与现实的差距也就越明显，在打破力所不及的咒语之前，在寻找通往自由的历程中，焦虑如影随形。

二十多岁的时候，焦虑于前途未卜，做员工的时候总盼着涨工资，盼着盼着发觉工资这东西就像货架，你只能拿这一层的，想要拿上一层的，就得升职，于是目标开始明确起来，琢磨着怎样能升职。没有这一步，便不会懂得竞争。办公空间弹丸之地，朝夕相处的人开始在脑袋里转换形象，接下来便是发现远近亲疏背后的暗线，开始理解“能力”之外别有洞天，小心眼儿在“适应”途中开始妖魔化，老职场管这叫“觉醒”。

一朝升职，一夜酒席，焦虑复来，发觉这越往上争斗越严酷，心肠狠起来，舌头软起来，有个职场人的样子，老油条们纷纷点头，会算计了，懂得忍了，嗯，脱了学生气，六十分。上位仍然焦虑，却更有针对性，熬到中层，眼里的上司和利害关系已经融合而一，命运在眼里不再是从基层到小头目那般一股热劲儿的选择，而是性命攸关。这个时候的焦虑建立在你死我活之上，蛋糕有限，急性子直奔蛋糕，有心眼儿的去抢盛蛋糕的盘子。

若是体制内的便还要另外洒点血腥气，正职一息尚存副职无望翻身。亲眼见过副职借着外出培训的机会竟然练了钉头七剑书，升职决定命运，何等深仇大恨，何至于此？

到了高层还没有篡逆之心的人，肯定是夜里吃药没开灯。

人得现实。

最大的焦虑是三十岁以后，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眼看着二十冒头的小混蛋往上冲，总有一种屁股坐不稳椅子的感觉。开始格外注意“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八卦新闻，虽然自诩经验丰富、阅人无数，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都不是黄雀。

职场上有句话，叫做“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我入职场的第一天，人事经理就给我们来了一趟深刻的培训课。我一边点头一边思忖，这汤的味道不对路。听话听音儿，“办法总比问题多”，这话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题和办法是相互依存的，怎么可以直接做数量上的比较？

第二个问题：这话的重心在于激励人多动脑想办法，却自然而然地淡化了“问题”本身从何而来，以及创造问题的主体。有点儿像二元一次方程，直接看Y的变化，却不去看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变化的主动权在于X，而不在于Y。挡住X，把关注点直接放到Y身上，这注意力转移得倒是神不知鬼不觉。

此人狡猾。

耍人的情商都高，通过诱导关注点转移注意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事无所谓，你情我愿，资源交易，你赚你的钱，我讨我的生活。

只不过，我希望你一直都给我钱，越给越多，直到我光荣绽放。

还有一事值得焦虑：本夫子级别不低，但是娘家实力不够强悍。这大企业经理赚的比中小企业副总都多，除非轮到自己身上，否则怎么也不想祝福他们。

最让人崩溃的还不是上面所述的情形，而是下面这两件事。

头一件是深挖狠掏了半天，发现自己能做的好多人都能做，围着桌子转三圈儿还是没发现自己究竟哪里与众不同。

第二件事儿是捧在手心里引以为得意的“核心竞争力”突然之间土崩瓦解。原本想要一鸣惊人，却发现不过是井蛙之音，对面的身在高出几重天的境界，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想都没想过的关注点。交流起来，就像两颗不同轨道上的行星，根本转不到一块儿去。

相应的，跑出来一大群让我们放松警惕的人。小年青儿的恭恭敬敬来聆听教诲，那感受，如沐春风，要不怎么这么多人想做培训师呢——培训师的最大福利就是端着架子当上帝，满地找亚当夏娃。

上面任何一种情形，一旦被识破，焦虑会直接变成沮丧。人失去了精神支柱，瞬间就会垮塌。

2012年长安饭店一场年会，一年兄午餐时听到邻座挑起话题，非要抖抖神通，当着满桌子人的面夸夸其谈，偏偏碰上个吃生米儿的容不得他，一番雷烟火炮轰回去。社会上有这样一个群体，虽然孤傲清高，却根深学厚，有真本事。这群人不像大学教授，听到外行话一笑置之，而是当仁不让地反唇相讥，不仅如此，说出的话有理有据，句句见血，针针刺骨，毫不留情。夸夸兄汗如雨下，人还没走出宴会厅就“哇”地一声，吐了一地。

人用一生的时间追求稳定，即便是那些好战之人，本身也并非喜欢好战这事，而是追求战事背后那理想中的境地。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稳定来自于自身内在的安宁和外在社会环境的稳定，社会环境稳定继续分化下去，便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稳定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定义的形式和存在角色的定位是否相对稳定。

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容易相处，职场人坐在一起是不会轻易安定下来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和谐的时刻，维系其和谐的也大都是工作之外的事。倘若女人不聊孩子和美容，男人不聊女人和运动，怕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职场是战场，职场上的赢家却不是熬天黑地的那一群，而是会生活的极少数。生活成就人格，成就人本身。至于如今被很多人奉若神明的董XX、张XX，只因为很多人穷怕了，穷到把商业上的成功作为唯一的成功标准，而即便是这种成功，他们所关注的也只是现金流和金碧辉煌的房与车，只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他们的寄托，他们只相信物质寄托，而对精神寄托嗤之以鼻，这是常态。为什么有些人一说起这些事就怒不可遏地祭出“现实”这个法宝？因为他真的穷——从精神到物质，惶惶不可终日。

“穷”并不可怕，大多数人都是从这里作为起点，至于能否脱贫，就因人而异了。

在做教育活动的时候，有个年龄相仿的黑黑的男人走过来说，他从小生在穷山沟，父母没文化，从记事儿的时候起，父母就整天吵架，他认为自己的童年非常灰暗。但是他不想就这样过下去，他开始发奋读书。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用功读书是抱着仇恨的心理，他仇恨贫穷，仇恨自己没有力量。这种仇恨让他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考的不是什么名校，但是很快，他的能力就掩饰不住了，他用自己强大的自学能力学习了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金融学等等多达十多个领域的知识，这让他在很多场合大放异彩，也让仇恨离他而去——“人的命运可以自己改变”他如是说——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即便如此，他也并没有被清华局限住，他引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向我忧心忡忡地倾诉他预感到的这个新兴产业高速发展背后的隐患。

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惊讶于他宽广的知识幅面，他在使用哲学工具的时候驾轻就熟，这是他在短时间里迅速而深入地掌握新知识的关键。

他是个鲜活的例子，他已经在重新规划自己和女儿的人生，他的“脱贫”之路不可谓不艰辛，却十分有效。今年，他不到四十岁。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中间的十年对一个人来说何其关键。有人痴迷于精雕细琢职场事务；有人心浮气躁骑驴找马；也有人高瞻远瞩精妙布局。所有人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肉体的老去。

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内在的安宁。这正是焦虑的年代最缺乏的东西。

内在不安宁在于人不自信，人不自信源于精神力量羸弱，精神力来源于格局，格局之“格”在于对万事万物的解析判断（取格物致知本意），格局之“局”在于“格”过之后采取相应的部署，落实相应的行动。显然，前提是“格”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说精神力源自格局，而不是实力，实在是实力因格局而生。

担任招聘岗的时候，在海淀青云大厦招到一个怪小伙，工作经历里最后两项都是经理，应聘的却是一线主管。小伙姓吕，说起话来非常大气，工作中无论什么时候都乐呵呵的，遇到问题主动扛，不懂了到处问，连挨批评都要问到底。我找个机会到宿舍找他，正在练习公文写作，我问他为什么能当经理非要当主管，他笑着岔开话题。一年多以后，他主动找到我，说要辞职去另一家企业做主管。那家企业没有这儿工资高，为何要去？答：“还差一个环节没搞清楚”。

恍然大悟。

半年后，他笑呵呵地来电话：“老师，有空来芜湖，别忘了给我打电话。”他已在老家的大酒店做了副总。

与此同时，在此前的办公室，以前的同事们还在为加班费、假期、岗位责任争论不休。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话说的就是格局。能时刻明确目标、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时刻发现人和事的本质、在关键时刻作出关键选择，这是大格局的人才干得出的事。至于“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人说，这事说着好说做着难。此话不假，格局太小干不来。

格局不够大，抵御外在干扰的能力就差。外在干扰有些看起来似乎性命攸关：以前的同事成了上级、和谁的矛盾不可调和、某某面上一团火，脚下使绊子、上个月某某加班费比我多、老板的亲戚仗势欺人、有德有理有呼声却在竞聘中落选、大叹世道不公、劳动果实被窃取、瞪眼说瞎话栽赃陷害……

一朝一夕、一日一月，就这样过去了。眼睛始终被他人、它事牢牢拽住。一句狠话要报复，一个眼神要挂怀，一场不公心头捆、一次暗算切齿还。战败了，借酒浇愁、一醉方休；战胜了，吹天斥地，烤肉啤酒。战之又战，无休无止。应了那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至于这种趣味是何品位，各持各论。

中国哲学主张“内求”，且不说陆王心学一流，就是承载着骂名的程朱理学也在强调这一点。相比较而言，内求是安宁的根本，家训里有一条：谁有不如自己有，谁会不如自己会。

这话要是放到二十年前，立刻就会遭到嘲笑：理由无非是独木不成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管理者懂得支配资源，最高明的管理者是操纵配置他人他物云云。

这话不过脑子。真如上面所说，这便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病源。以为会与人相处就能支配人、支配人手里的资源。这想法过于理想化。尤其是在今天，理想得不着边际。

管理者能做事，是因为狐假虎威，人们惧怕的不是人，是权力，管理者的权力是领导者赋予的。计划经济混子多，但是拿着体制说事的年代正在远去。看看当今市场经济下的领导者，哪个不是行业专家？真以为不求甚解就能指挥若定，那真是错得大气磅礴。

另一方面，内求并不是打造“全才”，一个人什么都会，样样精通，他得怎么活？内求在于打造“通才”，通才之“通”在于掌握事物发展运行的内在规律，哲学所讲，现象杂多无穷无尽，不可轻信，要找到现象背后第一原则。

比如，内求的关键动作之一：澄清。这是判断力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直接提高效率。别人看10本书，9本没有用，他看1本，效果比10本还要好：甲和乙都遇到了教育孩子的问题，甲买了10本教育孩子的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乙则买了一本性格分类的书。甲的行动是由问题和现象出发，根据问题找现象，根据现象找答案；乙的行动是由制造问题的主体出发，从分析主体双方出发分析问题起因。第一种处理方式非常常见，常见的结局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读不懂自己的孩子，只因他们的关注点永远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由于格局不同，爱也显得很原始：饱不饱、暖不暖、高不高兴……孩子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了一个可以深度精神交流的家长。乙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只需要澄清自己和孩子性格上的特点和差异，就能顺藤摸瓜找到相处的合理方式。甲奔波一生交人不交心，乙掌握规律越走心越近。

职场人身陷囹圄无法自拔，在自负与自卑中纠缠，在茫然和惶恐中挣扎，皆因格局而起。想得不远则站得不高，站得不高则视野受限，视野狭窄则只顾眼前，只顾眼前则放大干扰，受扰日久则心生怨念，怨念越强则格局越小，格局越小则心神不安，心神不安徒生焦虑……

致一个焦虑的年代，致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